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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楚逊:在探寻的道路上,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去找一枚苹果。

编辑|Mori Qi

在南特美术学院取得 Fine Arts 学位,并于南特大学完成艺术管理双硕士之后,冉楚逊进一步入选 Le Fresnoy 法国国立当代艺术中心后研究生项目。作为欧洲最具声望的影像研究平台之一,Le Fresnoy 以高度筛选机制著称,为入选者提供资金支持与完整的制作资源体系。

冉楚逊在这里走出了学院的象牙塔,以一个真正电影从业者的身份,去尝试在电影工业结构中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作者表达。在这一阶段,她不仅延续了对影像语言与时间结构的深入研究,也开始有意识地将创作从纯粹的艺术语境引向更复杂的现实系统——舞台、品牌、展览、文化机构与商业项目。从电影美术、影像装置,到概念品牌与大型演出视觉统筹,她不断在不同结构中测试图像的边界与叙事的可能性,让艺术进入更广阔的文化生产现场。

「她尝到了由人类独享的美妙」

“ai代替不了人类。”

如果你听过冉楚逊讲述自己的创作过程,你一定会对这句话更添上几分笃定。

冉楚逊参与的艺术项目“玛丽百货”,最初并非诞生于某个宏大的理论框架,而是始于一家二手商店里一个毫不起眼的旧行李箱。或许是行李箱的主人作为后辈,早已为自己的人生另作打算,选择让祖辈的记忆悄然退出日常生活;或许还有更多无从考证的原因——箱子里装满了来自同一个家族的旧照片。

将行李箱带回之后,冉楚逊开始一张一张地端详这些照片。她逐渐发现,许多熟悉的面孔反复出现在不同的场合:生日、婚礼、家庭聚会、旅行途中。随着观察的深入,她像一名心思缜密的侦探,在无数细节之间建立起微妙的联系,一个家族的时间轨迹开始在脑海中缓慢成形。某些面孔在某个阶段戛然而止——也许意味着一段婚姻的结束,也许暗示着生命的缺席。照片没有解释,但时间留下了痕迹。

她并不满足于影像本身。冉楚逊还会借助同时期的旧杂志,反复比对服装、发型与生活用品的细节,推测照片的大致拍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她注意到一个手提包在相当漫长的时间跨度里反复出现。它不属于任何一款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设计,却始终被使用者悉心呵护。

当你观看这些照片的次数足够多,似乎就产生了一个错觉,好像提着她的女主人的人生都被浓缩在了它上面。

而这时距离她买下这个行李箱,已经过去了数年。

“我是那种喜欢花很多时间,去做繁琐工作的人,不会很迫切地去得到一个结果。”

在聊到她参与的作品“玛丽百货”时,冉楚逊多次提到自己的“慢”。在这个效率为王的年代,冉楚逊至今也无法解释她开启这个项目的原因。只是凭借着本能驱使去探索。最终能收获什么,在收获之

至今也无法解释她开启这个项目的原因。只是凭借着本能驱使去探索。最终能收获什么,在收获之前,是完全无法预料的。

但也正是这种近乎“鬼使神差”的冲动,往往才会引领人走向那些连自己都尚未意识到的问题。它不追求结果,甚至不急于意义,而这样对看似“无意义地冲动”的执着,则恰恰是在浩瀚无垠地宇宙中,由人类独享的美妙。

于是,她选择那些在照片中曾真实存在、并反复出现的意象,将它们从影像中抽离出来,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重新赋形,并转化为一系列可被触摸、可被互动的装置。包包与酒杯——这些在视觉历史中屡屡与女性物化相连的符号被专门提取出来之后成为了一种十分坦然地带着自嘲意味地确认:当意象被重新掌握在女性手中,它们便失去了单向度的凝视权力。这种再现因此呈现出一种极为“女性化”的幽默——不通过对抗制造高潮,而是在轻微的偏移中改变重心;不试图推翻符号,而是让符号自行失效。它让人会心一笑,却在笑意之后意识到,意义已经悄然被重新分配。

她在寻找一枚苹果」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记忆的保存方式正在发生转变。相较于绘画与书写,照片、影像,乃至即将普及的 VR 技术,似乎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精确、可反复调用的记忆载体。记忆被逐步外包给技术,看上去前所未有地可靠

然而,冉楚逊恰恰对这种“比人脑精确百倍”的技术抱持着一种不确定。她并不急于相信,被记录下来的一切就等同于真实。

她曾提到一个关于中文“像”字的典故:在人类活动的历史中,曾有一个时期,大象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经验之中;后来随着气候变化,象群集体南迁,逐渐消失在人的视野里。后人再也无法直观看到活着的大象,只能依据遗留下来的骸骨去想象它的样貌。于是,“像”并非再现真实之物,而是一种基于残迹的推测与重构。所以“像”这个词其实追根溯源就是一种对记忆的重塑而非真实。所有影像,本质上都是骸骨。

与之相对,人类的记忆固然并不可靠——它会遗忘、会缺失,甚至会不自觉地修饰与篡改。但身体的感受却难以被伪造。情绪、直觉、当下的体感,往往先于语言与记录发生。也正因为如此,人脑记忆在形式上的“不真实”,反而在经验层面更接近真实。

问题在于,当代人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投向屏幕中被呈现的那个“像”,却逐渐忽略了自身正在发生的感受。我们不断接收信息,却很少停下来整理与消化。影像愈加密集,经验却愈发稀薄。信息过载之下,人反而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空虚。

在这样的语境中,冉楚逊的创作,更像是一种提醒——去重新辨认何为被记录的世界,何为被真实感知的生活。

在她的一系列影像作品中,就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而其中苹果作为一个意象反复地出现。

熟悉西方文化的人都知道,苹果在西方语境中承载着强烈的宗教隐喻:诱惑、原罪、知识与堕落。生活在异乡的冉楚逊当然能够理解这些象征系统,也清楚它们在艺术史中的位置——但理解,并不等同于共情。生长环境的差异,使这些意义始终停留在“被知晓”的层面,而无法真正落入身体经验之中。

于是,她在自己的影像作品里反复追问一个看似简单、却极为私人的问题:我的苹果是什么?

在全球化几乎不可逆的进程中,这或许是每一个拥有多重文化背景的人都会遭遇的课题。苹果并不等同于某种固定的自我认同,它更像是一种经验坐标——一种只有在具体生活中被反复触碰、被身体记住的象征。它无法被直接移植,也无法通过学习获得,只能在不断的错位与试探中慢慢浮现。

或许正因如此,冉楚逊始终没有急于为“苹果”给出答案。正如她在筹备“玛丽百货”的数年间所做的那样——不断尝试、不断偏离、不断回到起点。对她而言,创作并不是从灵感到作品的直线抵达,而是一段允许迟疑、允许绕行、甚至允许暂时失语的过程。

正如人类在第一次仰望星空时,也不会立即有一个“我要探索宇宙”的概念,可人类发展的源头正是源于祖先对星空莫名地执着。

在这些些尚未成形的念头、被反复推翻的判断中,新的东西才有可能真正出现。